禪宗有云：「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指世俗的文字與人為的概念，往往對修行造成障礙。只有在禪修中脫離分別妄念，才是個體悟道脫苦的最直接途徑。然而，站在弘法層面，脫離語言文字，人與人之間就無法溝通交流，真理無從傳達，利生事業也無法推動。
回顧歷史，自南北朝起歷代實行僧官制度，嚴格限制建寺和僧尼數目，對僧眾的教育和戒行均有監管，因此僧尼普遍具有相當的文化水平。到清代乾隆年間廢止官發戒牒制度，寺院自由接引信徒出家，全國僧籍激僧一倍到八十萬人，寺院資源已捉襟見肘。鴉片戰爭後，受社會動盪衝擊，寺院大多無力培育僧眾，導致文化水平急速下降，甚至除唱誦經懺外，對經教和應酬一無所識，比比皆是，佛教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落。經過楊文會、太虛、圓瑛等大德的努力，總算為復興佛教保存最後的希望。
當時，圓瑛法師就認為僧尼背負弘法天職，為興隆佛教務必要通達世間方便，至少於詩詞聯語、尺牘文件有所基礎才能與信徒交往溝通，於是有信徒瞿勝東、葉蓋塵等編輯佛教日用文書作為例本，供僧眾應酬時有所參考。
全書計有八篇，均是環繞寺門日常行事禮儀、官商公文、交際禮節等實務文書。
文詞一篇包含法會通告、勸募啟事、功德疏文及各種祝禱頌詞；公文則有呈請、聲明、條例、備案、章程等範例，是佛門與官方之間的往來公函；至於聯語、幛額、禮節等都是應付僧俗信徒的一般應酬所用的簡約文字，諸如題賀、輓聯等。
尺牘一篇則收錄寺門生活日用的往來書信例式近七十篇，舉凡僧眾需要應用的信札均已羅列具備。須知，在資訊科技尚未發達的年代，書信是唯一對外溝通的媒介，而本篇行文雋雅，內容謹宗佛理，並經諦閑老法師親自鑒定認可，信徒可安心應用。後來更獨立出版，並增補文言文與白話文對照，名為《新訂僧伽尺牘》，成為當時教內最普及的工具書。
帖式則因應不同身份和情況的信札格式，涵蓋請客、送禮、訃聞、契約等範疇，可說包羅萬有。
全書近四百頁，逾十萬字，在三十年代初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總編輯范古農居士指出，佛教的興盛就是依賴文字得以弘播而昌盛，同樣因輕視文字，疏於義解而衰落。故此佛教文字不僅用於持誦，更應善於日用。所謂「不有利器，何善其事？」本書為佛門弟子提供文字訓練的參考，使之言出有據，同時壯實個人素質內涵，藉信徒言行以莊嚴整個佛教在社會的形象，此即是本書出版的根本目的。
書中所附佛教稱謂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