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現代中國佛教史來講，太虛大師被公認為最重要的佛教領袖，他的言行對佛教界、國家社會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大師為了振興當時衰微的佛教情況四出奔波、演講弘法、培育後進，期間多次來港弘法，激勵本地信徒推動佛法事業，稱他為現代香港佛教的幕後推手，實不為過。
太虛大師生於1889年，浙江崇德人。自幼由外祖母養育，十六歲出家，法號唯心，再由師祖起名「太虛」。大師先後到寧波跟隨禪宗大德，外號八指頭陀的寄禪法師，以及到南京的祇洹精舍，跟從「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文會居士研習佛學。那個時代，正值革命情緒高漲時期，不少佛教信徒如華山法師、棲雲法師、陳靜濤、鄧爾雅等亦是倡導革命的中堅份子，大師時與他們往來談論國家大事，也激發他對改革佛教弊病的決心。後來更成立「中華佛教總會」，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的理念，卻引起保守僧侶的反對，大師有感改革困難，決意閉關自修。
1915年，中央政府公布《管理寺廟條例》，變相延續清末的「廟產興學」政策，地方政府可隨時取締寺院和沒收寺產，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寺院均受牽連，才漸漸意識到佛教內部確有改革的需要。直到1918年，太虛大師經過幾年的靜修，認為內外條件均已成熟，決定出關開展佛教改革運動，先後創辦多種佛教雜誌（如《海潮音》等）和不同系統的佛教學院（如漢藏教理院、巴利三藏院等），自己也四出參訪演說，宣揚振興佛法的理念。
在另一邊廂，已在香港弘法多年的陳靜濤居士，得知太虛大師出關弘法，有感香港交通便利，資訊能自由流通，有助強化大師的偉業，而大師正在華南，正好邀請他來港作公開演講。1920年8月，大師到港被請到北角明園遊樂園舉行講座三日，題為〈佛乘宗要〉，「社會人士以該講座前所未有，又因報章大事宣揚，均樂予參聽，而佛弟子更感殊榮，大都踴躍赴會。」會後又將講座內容筆錄成文，刊載於《華字日報》，供信徒參閱。
1920年的報章刊出太虛大師講座內容
大師留港十餘天，除名園經會外，亦就個別信徒作私人說法，演講中觀、唯識要義。弘法外又勉勵香港的佛弟子積極入世，興辦弘法和慈善事業，各人歡喜信受，聽機弘法。
自從太虛大師來港公開弘法，本地佛教隨之展現生機。須知道，香港是英國管治下的遠東商埠，社會瀰漫濃厚的西洋風氣。適值中國政權由帝制轉為共和，國內掀起「新文化運動」，傳統文化被受衝突。雖然香港未受太大影響，但在時代氛圍之下，本地信徒只沿傳統習慣奉佛祭祖，部分富裕者則在家中設立佛堂，閒時聚集三五同修，談禪論道，卻無公開共修研經的門徑，佛法事業尚未萌芽。但名園經會之後，本地華商領袖意識到佛法精神不止於個體信仰（自利）和群體慈善（利他）的層面，更是維繫華人傳統價值，抗衡「崇洋疑古」風氣的最佳途徑，對凝聚和提升本港華人的社會地位也有積極意義。經太虛大師的鼓舞與支持，許多華人領袖主動投入弘法事業，一方面邀請國內名僧大德來港弘法，同時組織道場會社和各種福利服務，帶動本地佛教的新氣象。
1926年重陽節，太虛大師由新加坡回國，輪船暫歇維多利亞港，大師先後登臨太平山遊覽，又參觀落成不久的屯門青山禪院。事後更在《日記》裏記下他對香港的印象：「寺裏正在開壇放戒，人眾很多，於是他們便臨時集會，要我說法。這次頗有些感想，因為第一次來時，香港純是西洋文化瀰漫的時期，尋不出一些佛化；第二次因來此一番的講經，作了佛法在香港肇興的徵象；而到了這第三次，已有青山寺等佛教寺院成立了。」
1935年底，本地信徒邀請大師再度來港弘法，留港兩個月，作了多場演講及參觀，並留下了不少足跡。大師偕同竺摩法師，先後在東蓮覺苑、銅鑼灣利園、真言宗居士林、跑馬地菩提場、荃灣東普陀寺及大埔大光園作開示。由於事隔九年，期間本地佛教事業迅速發展，設於港九鬧市的佛學會和共修活動相當豐富，佛教義學及救濟單位也相繼成立，漸漸普及，使得大師「深覺佛學的研究和佛教的信行，在香港已較過去時代的現象進步得多，已能於各層社會透徹融貫，故今日乃有香港佛教各團體及對佛法有相當傾信的來賓，以佛法因緣來聚集於一處，由此引起我今昔不同的感想，而我此次所得的印象，確比以前更佳了。」這次的經歷，讓大師對香港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1935 年太虛大師歡迎會留影（東普陀寺提供）
大師作為中國佛教領袖，終身致力復興佛教事業，他五次來港，不但播植佛法種子，他對香港社會的獨到觀察亦有重要影響。大師認為香港是中西文明的結晶體，含有歷史複雜性和世界普通性，若果佛教與佛學在這特殊土壤上發展，就能將佛法推向全世界，因此他對香港始終有種難捨的感情。儘管他自1935年以後未再踏足香港，卻始終關注和支持這裏的情況，時刻給予支持和指導，因此稱大師為現代香港佛教的推手，絕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