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常發生的事，你跟朋友談學佛，想幫助他，但主觀強的你，會忙着發表自己的看法，其實兩人之間沒有真正的溝通，你根本沒有幫到人。因為你沒有減低自我意識，沒有關注朋友的狀況、不瞭解他的需求。朋友沒有被觸及，自然不向你袒露內心深處的煩惱。我們修行學佛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沉溺在自我意識中而不自知。
我在美國、台、港、澳門學界的五間大學任過專職，覺得令我受益最大的是澳門大學書院院長一職。在那裏我學到如何跟學生溝通，進而瞭解如何與人溝通。書院院長這職務需要第一線在生活上照顧學生。之前的工作，不是傳授學生文學知識，就是做行政主管，處理教師們的事務和人事問題。感謝學術界的最後一份工作，給我機會學習如何瞭解年輕人。
2012 年秋，出任澳大鄭裕彤書院創院院長，第二個月，就發現最需要幫助的，是情緒不穩的學生，他們情緒不穩，通常是因為心理上有過不了的障礙，或源於受過挫折、缺乏自信，或因為家庭問題、內心有創傷。其餘大部分學生，只要我們設計一系列培育正向人格的演講和活動，他們會欣欣向榮地成長為有肩膀的、具正面人生觀的人。我們書院每年住了四百五十位同學，比例上情緒不穩的約佔十分之一。
大學為每一間書院聘四位專職教師：院長、副院長、還有兩位導師。四位都跟同學一起住在書院中，另外我們再培訓二十多個高班生做小老師，一同照顧四百多個院生。在鄭裕彤書院，我們四位教師的共識是：要盡力協助情緒不穩的同學。四人每人輔導六十個低班同學。跟陌生的年輕人一對一談心，對我是一大挑戰。我常用的方式是：盡心全神貫注在這位同學身上，話題是他的父親或母親，因為通常他會打開話匣子。
那天約來院長辦公室的，是個一年級女生，身材很高。我示意她在我旁邊坐下，看見她非常瘦，而且面色憔悴。我關切地問：「身體不舒服嗎？」
她說：「整個暑假都在打工，睡不好，很累。」
我看看她的資料：澳門人，澳門眾坊中學畢業，管理學院市場管理系。問她：「你母親有沒有做飯給你吃？」
她簡短地說：「兩歲時，母親病死了。」
我問：「那父親呢？」
她更簡短地答：「他棄養我。」
我沒有料到情況那麼糟，用手摸摸她肩頭，注視她的眼睛說：「你可不可以把母親過世後的事，告訴我呢？」
因為我的關切，她放鬆了：「母親是內地人，她過世以後，外公由內地來把我接走。我是在內地鄉下長大的，家裏除了外公、外婆，還有兩個舅舅，舅舅都結了婚，所以還有舅母、表弟、表妹。」
我問：「母親過世的時候，你怎麼沒有跟父親呢？」
她冷冷地說：「我出生前他就拋棄母親，跟那女人住在一起。一直到母親病死，他都沒有來探病。對兩歲的我不聞不問，那段時間，幸虧母親的同鄉晴姨收留我。我恨他。」
她氣到不想說話。我柔聲問：「那你怎麼又回澳門呢？」
她說：「外公說念完初中還是回澳門升學，不論高中還是大學，澳門學校好。我回澳門讀高一。哼！回到父親家，後母已經生了三個。父親不供我讀書，後母不留飯給我吃。有時回家晚了，被鎖在門外⋯⋯」她哭出聲來。我用手撫摸她的肩膀，她抽咽着說：「我就搬出來，高中三年，靠打工交學費、養活自己，住只有一張床的小隔間，廁所跟八個女工共用。」
她大哭起來，我趕緊拿紙巾給她拭淚，真是太艱苦了，還好她資質高、夠堅強。我眼眶充滿淚水，說：「現在進了大學，澳門學生可以申請的獎學金很多，政府也有助學金和貸款。這四年好好讀書，好好在書院交朋友。」
我想，大哭一場對她有渲洩、穩定的作用。之後每個月都約她來聊天。
大一放完寒假她來看我，臉上有了笑容，說：「回鄉下外公家過年，很開心，即使家裏窮，這次一大家人團聚，真好！」
我們來個溫暖的擁抱。閒聊到一半，她忽然若有所思，說：「其實後母也可憐，在家裏住那一個月，他們天天吵架，父親外面有人，還不只一個。父親是一個極度自私的人，我已經不願意費力氣恨他了。」
我微笑對她說：「你長大了。」
她在大三、大四的時候，樂天的個性更加茁壯，在書院朋友多、人緣好，功課也讀得不錯，跟大一初來時悲苦的樣子判若兩人。
全神地關切、用心地聆聽，對方才會向你打開自己。當你全神關注在別人身上，意識會擴大到包容對方的心神。就要這般不斷地包容更多人的心識，有一天你的自我意識會自然地減輕到很低，以前在乎的優勝、成就都不那麼重要了。
前排為鄭裕彤書院四位導師，後為由高班生選拔的小老師，攝於書院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