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並不流行祭祖，對於超幽度亡的佛事也極為簡單，直到佛教傳入中國，受到朝廷的嚴格監督，佛寺單純奉佛，本無祭拜祖先的習慣。唐宋時期，因為華北持續戰亂，中原人士避遷他鄉，朝廷體諒氏族祭祀祖先的需要，大力推動設立家族「宗祠」，同時放寬恩賜「墳寺」，准許寺院安奉氏族祖先，並以僧尼日常課誦為世俗祖先祈福。自此，奉佛與祭祖便緊密結合，每奉春秋祭期（還有盂蘭節），寺院更為俗家信徒舉辦法會，安立臨時牌位，誦經施食，已成漢地佛教的慣例。

受到中國傳統祭儀及儒家禮教思想影響，佛教寺院也滲入不少帶有宗族色彩的俗儀，最明顯莫過於漢地僧尼改宗姓「釋」。後來，宗派又仿傚族譜方式擬定源流詩偈，為剃髮及傳法弟子編排字輩和法名，成為宗派的印記。

漢地寺院大多設有祖堂，亦按傳統祖先昭穆方式設計和排列，中央供奉「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位」，然後按本派宗師及本寺歷代住持輩份排序。日常接受弟子香火及花果供養。遇有佛菩薩誕期及祖師忌日，則進行普禮儀式。

我國自古已有祭祀祖先的風氣，藉由春秋祭典，緬懷先祖德業，追憶血脈源流，同時維繫家族團結，既展現以「家」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精神，亦是華夏文化能世代相傳，綿延不斷的關鍵原因；相對於印度，受到梵天信仰或是佛教輪迴觀的影響，對於人生與死亡的態度較為開放：就是將遺體火化後直接將骨灰灑落河道，使先人不墮惡道，獲得濟渡。既然先人已得到加持和祝福，所以日常祭拜先人就簡單得多了。

佛門向來注重個體的心性訓練，對形式性質的禮節亦多從簡，即便傳到中國，初期也不流行祭祀祖先或舉辦超幽法事，充其量在善信布施後誦經回向，聊表祝福。加上漢代以來朝廷尊奉儒家教化，並按官員功勳與職級來批准個別官人設立專門奉祠祖先的「家廟」，明顯將修行寺院與祭祀廟祠嚴格分開。

隨着梵僧接踵來華，他們帶來經典、佛骨等等，推動了達官貴人的尊崇，使佛教在魏晉至隋唐時期得到很大的發展。唐代，不少皇室貴族及達官貴人死後獲皇恩賜予在墳墓旁設立寺院，專為亡者祈福，稱為「功德墳寺」，使「奉佛」與「祭祖」漸漸合併起來。另一方面，由於建寺和剃度名額一律由朝廷規管，民間不可私自營建，而獲建「墳寺」後，寺院產業、稅租、管理及僧人數目等權益也撥歸家族自行經營，這種特權就成為士族的身份象徵，民間紳商也有樣學樣。

元果法師舍利塔銘

港島的北角曾經設有出口船務公司，大多由閩潮人士經營，他們既在這裏謀生，也在這裏居住，漸漸發展為具有福建風土人情的小區域。後來因國內社會動盪，由千里來港的閩南人士在「人生路不熟」的情形下，希望有「同聲同氣」的鄉里接應，因此選擇有「小福建」之稱的北角作為落腳點，這是自然不過的事。

就在1945年前後，有年輕的閩南僧人來到北角，隨緣接眾，後來更以北角為基地，終身為貧苦大眾提供物質和心理的接濟，他就是元果法師。

 馬灣的鎮流佛碑

香港之高速公路旁，常見豎立刻有「南無阿彌陀佛」之石碑，於新界鄉村及郊外地區尤為普遍。阿彌陀佛石碑呈四方或長方柱狀，亦有三角柱體或多角錐體狀，高約兩尺至八尺不等，一般豎於公路之急彎旁、人行道口或山坡海邊道旁等。蓋因該等地方之地理形態和交通規劃的客觀限制（例如彎路赳斜、暗角小路糢糊等），司機或行人稍有不慎，即造成交通意外，每每造成嚴重傷亡。事後居民出於崇拜習慣或心理作用，將連番意外聯想為「冤魂滯留」或「亡魂索命」（搵替身），隨而流傳各種鬼怪故事，言之鑿鑿。於是有居民倡立阿彌陀佛石碑，藉佛力超度亡魂，平時定時上香供奉，以平息大眾的不安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