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旭大師

智旭大師德像
明代是中國佛教發展史的重要轉捩點。
當時,朝廷實施高壓統治,政風黑暗,除了黨宦政爭嚴重,更以文字冤獄打擊文化分子,箝制民眾思想,社會彌漫驚恐氣氛。由於人心惶惶卻又無力抵抗,普羅大眾轉而尋覓精神安慰,藉由禮佛、拜懺、功德佛事來消災解難,寺院便成為了他們的心靈避難所。為了應付廣大的需求,寺院也舉辦各種規模佛事,編輯《懺儀》、《渡亡儀軌》和塑造貼金佛像成為時代特色。(如現代尚流行全金色佛像,或流通使用的《地藏懺》、《瑜伽焰口》、《水陸儀規》等儀規,就是明清時代編製的版本)

智旭大師德像
明代是中國佛教發展史的重要轉捩點。
當時,朝廷實施高壓統治,政風黑暗,除了黨宦政爭嚴重,更以文字冤獄打擊文化分子,箝制民眾思想,社會彌漫驚恐氣氛。由於人心惶惶卻又無力抵抗,普羅大眾轉而尋覓精神安慰,藉由禮佛、拜懺、功德佛事來消災解難,寺院便成為了他們的心靈避難所。為了應付廣大的需求,寺院也舉辦各種規模佛事,編輯《懺儀》、《渡亡儀軌》和塑造貼金佛像成為時代特色。(如現代尚流行全金色佛像,或流通使用的《地藏懺》、《瑜伽焰口》、《水陸儀規》等儀規,就是明清時代編製的版本)
來到年底,又是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展望來年的時候。2018年,本地主要受住屋壓力及外圍經濟紛爭影響,但社會氣氛較過往幾年祥和,而本地佛教活動依舊頻繁。
佛入滅後,大迦葉尊者為免教法流失,召集五百大阿羅漢比丘審訂經部及律部,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的藏經結集。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初期缺乏經典,譯出的佛經內容甚為零碎,對中土所無的哲理概念更難以說清。而歷代祖師的解說及風土差異,形成各種的佛學系統,對知識分子或一般信徒而言,要投入佛經的世界都是相當困難的。為此,歷代皇帝均發起編纂大藏經,收集及整理佛教典籍,將有水準及可供後世參考的經書、史事、禮儀等等輯成叢書。我國最早的大藏經編纂是南北朝的《一切眾藏經典》,到隋唐時代始有官方的藏經編修活動,一直維持到清代的《乾隆大藏經》及民國的《中華大藏經》等。此外,隨着佛教傳播區域日廣,各地也發起整理佛典的工程,出現西夏、藏文、滿文、日文、韓文、泰文、緬語、英文的《大藏經》及相關翻譯本,至今仍有繼續。
在漢文學術界方面,近世以日本編輯的《大正藏》最為普及,作為研習及引用的指標。到二十世紀中後期,台灣佛光山發起《佛光大藏經》的編輯工程,經採集、校勘、標點等工序,先後出版了《阿含藏》、《般若藏》、《淨土藏》、《禪藏》等多套書籍,對當代佛學研究有重要推動作用。
靜修,也稱禪修、冥想、閉關等等,顧名思義就是在特定時間內遠離世俗,切斷外在塵囂,將身心安置於寧靜環境的內省訓練,亦是各大宗教通行的修持方式。但因應風土氣候差異,各地對靜修的安排有別。印度位處歐亞之間,成為東西文化交互碰撞的平台,推動了宗教哲學的發展。作為印度最古老的婆羅門教,早已規定在每年固定日子舉行「安居」靜修。到佛陀設教,即沿襲傳統將每年四月十六日起計的「九旬」(九個十天)定為「安居期」,規定出家弟子必須禁足,留在寺院靜修。主要是考慮到夏季長期下雨,僧侶外出易傷殺蟲卵眾生,自身也有危險,故聚集弟子共修,因此稱為「夏安居」。直到七月十五日功行圓滿,眾弟子解禁,是為「解夏」,或「結夏」。佛陀見一眾弟子精進修持,大感安慰,故當天也叫「佛歡喜日」。
「夏安居」被列為僧伽必修的戒律制度,隨着佛教傳遍印度,而印度國土遼闊,南北相距數千里,氣候差異極大。例如西北地區遠離赤道,氣候偏寒,冬季更有風雪,外出甚為危險,寺院便將安居期改到冬季,一般以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為期,是為「冬安居」,也稱「坐臘」。

續祥法師
二十世紀,中國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變更,整個社會墜進雲湧風起的時代洪流,普羅百姓承受沉重壓力,即使方外僧道也未能置身道外。
單就佛教來說,寺院先受「廟產興學」政策影響,繼受各種戰事及政治運動所波及,導致門庭破落,年輕僧侶四散,被迫過着近乎流浪的雲水生活。就在這種背景下,青年僧侶只得四出參訪,尋找適合安身的因緣。就在二十年代起的五十年間,不少年輕僧侶以香港乃英國殖民地,而社會相比於國內較為安寧,選擇逃到香港,部分決心留港定居,亦有不少以香港為跳板,再轉到外地發展,包括了續祥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