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晚課
曾經聽人說過,寺院的早晚課做得是否如法,會影響龍天來不來護法;有些居士甚至覺得,早晚課唱誦得好聽的道場,他們才會護持,這就是着相了。其實不管是早晚課還是法會的唱誦,最重要的不是在於唱得好不好聽,而是在於現場參加的大眾有沒有投入?在整個唱誦的過程中,大家又是抱着什麼心態?假如馬馬虎虎地唱,敷衍了事的對待,那就算唱誦的人音聲多 麼悅耳,也只是表面形式而已。
信佛的初期,我也有參與一些法會,但是自己的聲音生來就不是唱誦的材料,習氣上又不喜歡太多儀軌,所以後來便較少參加,改為參禪用功。
到了台灣當行者準備出家時,剛開始還是很抗拒做法會和早晚課,但是不做又不行;剛開始時不懂怎麼唱,所以只是看,以為我不開口沒人知道,但是我們的寺院只有幾個人,結果還是行不通。後來要學習打法器,就發覺自己沒有一起唱的話,是打不準拍子,很難掌握的。
跟着發覺,打法器跟禪修是一樣的,假如不用心專注,就很容易犯錯,過程中那怕只是一個妄念,都會令你出錯。
紀念羅時憲教授
羅時憲教授是本地著名的佛學家,今年是他往生二十周年,正好藉此懷緬羅公對戰後香港佛學傳播的貢獻和影響。
羅公祖籍廣東順德,世代書香,幼而聰穎,跳級升讀高中,繼入廣州中山大學,完成學士及碩士課業。先後在中山大學、國民大學任教授。1949年受戰事影響來港定居,執教中學及大專。翌年,羅公聯同荃灣竹林禪院的融熙法師合力將六榕寺的《圓音》雜誌在港復刊;雖然只出版兩期,卻是羅公在港最早的弘法事業,別具意義。課餘時間,羅公力行佛事,演說佛法,尤以這幾項最堪紀錄,掀起港人研習佛學的風氣:
編撰《佛經選要》——佛教義理浩瀚難解,使初學者無從入手,有見及此,美籍佛學家張澄基教授來港,倡議編修「佛教聖經」,從《大藏經》中選出扼要經文,結集精華,便利研讀。到1957年中,先組成「佛經選要編纂會」,羅公擔任主編,與劉銳之上師、邢肅之、江妙吉祥分頭編撰,經歷種種艱難,於1961年分兩冊出版,共十四篇,涵蓋佛學的主要範疇,加上原則清晰明確,足可媲美丁福保的《佛典精華》。
居士講經——1962年,三輪佛學社成立之初,羅公與劉銳之上師、梁隱盦校長開辦「佛學星期班」,逢周日下午開課,開啟本地居士講授佛法的先河,亦由此推動了經緯書院佛學系、能仁書院等「專上佛學」教育的成立。
兄弟的溝通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很有趣的,禪宗說語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好的溝通是不需語言文字,以心傳心的。不過最近我的弟弟葉錦添出版了他的新書《 神行陌路 》,我卻透過他的文字,更深層次地探索他的世界,尤其是從「佛寺的念誦」那章節中,知道他對我出家時的內心感受。
年輕時我很早就搬離家中,加上後來他去了台灣發展,所以雖然是兩兄弟,但我們的溝通也沒有太深入,直至他得到奧斯卡「最佳美術指導」獎項之後,我才有機會透過傳媒的訪問文字內容去瞭解他。
他曾經跟我說過,這世界不容易找到一個人,可以很坦白、無保留地分享自己內心的一切;因為我是他的哥哥,而且同樣從事藝術工作,比較容易理解他的想法。可惜我們不常在一起,每次有機會見面,時間也很有限。
屢開先河的凌雲寺

筏可和尚為凌雲寺新殿開幕的題字
深信歷史文化與佛教義理,皆可展拓人生的深度和修養。歷史學博士,香港史學會總監,專注近現代史及本地佛教史研究。「福地羨凌雲,此山中有禪院多間,羣推首剎;洞天施法雨,遠門內無塵緣半點,獨現曇花」這首撰於1925年的對聯,點出了凌雲寺在香港佛教史的獨特地位。
凌雲寺位於元朗觀音山腰,屬錦田鄧族產業。它的創立源自一段鄉族孝悌事蹟:明朝宣德時,鄧氏祖先洪贄公受姻親連累得罪,被朝廷流放。兄長洪儀公代弟充軍,滿期後流落江南,客死異鄉。妻子黃氏帶同幼子和丈夫遺骨返回錦田,未幾幼子病故,族人有感母親賢德,接連遭遇巨變,於是建立凌雲靜室,供她禮佛安養餘生。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有時候我會用一段簡單的文 字,配上一張照片,把生活上遇到 的一些小感受寫出來,和我的攝影 徒弟們分享,而且也不需要把文意描述得太過清楚,這樣能讓大家有更多的思考空間,當然我也希望他們有些回應,可以讓彼此有機會互相學習。
月前在法鼓山紐約象岡道場靜修,其間跟兩位法師開車去了多倫多幾天,除了跟那邊的信眾見面交流外,也順道參觀了聞名已久的尼加拉瀑布,我的感覺就像蘇東坡說的:「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原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一切都是水月鏡花,真的犯不着庸庸碌碌地不斷追求,反而應該覺察一下,自己生命中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當我把以上的感受跟徒弟們分享時,其中一位回應:「弟子有點不明白,師父如果不是勞師動眾到了聞名已久的尼加拉瀑布,就不能感覺到蘇東坡的詩意了嗎?」
於是我跟他們分享了一個經典記載的禪宗故事:
佛教仝人獲勳小史
勳賞制度源自西方國家,藉着頒授勳章對社會上有卓越成就的人士表達尊重和嘉許。我國在清末才設立勳章制,主要頒贈給高級官員或富商,並不普及。直至1941年元旦,國民政府向佛教領袖太虛大師頒授「抗戰勝利勳章」,以感謝歷年來對國家民族、宗教傳播和社會救濟的貢獻,是中國佛教史上首位獲政府授勳的僧人。
而香港首次有佛教人士獲勳是1964年。當時,港府向曾璧山和黃允畋兩居士授予MBE勳章。港府以曾璧山居士服務社會四十餘年,除創辦崇蘭學校和香海蓮社外,亦經常舉辦賑災贈醫,助學濟貧等,特以嘉許;而黃允畋居士歷任東華總理及政府公職,並擔任佛聯會副會長、香海蓮社副社長等,其間貢獻卓絕,猶以創辦十餘間佛教中、小學校,居功至偉。1983年,再獲英女皇頒贈OBE勳章,以資褒揚。
1978年元旦,港府向慈祥法師頒贈MBE勳章,表揚她在重光以來對鄉村教育事業和青少年發展所付出的卓越貢獻,成為首位獲官方嘉許的出家人,消息甫出,各界頗起熱議。其時,法師對記者表示:「希望我這次獲勳,能引起社會人士的正視,不要再以為出家人即等於出世,不問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