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本港有識之士本着人道精神，發起成立「反對蓄婢會」，爭取由政府立例廢止華人「蓄婢」的舊習，由是引起社會各界對女性權益和尊嚴的注重。其後，佛門大德也隨順風氣加以推動，專為女性信徒而設的道場與活動漸漸增多。在信仰而言，固然是鼓勵女信徒，亦能以女身發願弘法和成就。站在社會而言，亦有倡導平等、女性自強的貢獻，對改變華人傳統「重男輕女」的落伍思想，起了移風易俗的意義。

自此以後，亦有不少本地女信徒發廣大心，肩擔弘法利生的事業，她們的胸襟遠見，魄力與成就，巾幗未讓鬚眉。

二十年代，最先有浣清尼師在九龍城啟德濱豪宅區自置物業，開設西鄉園素菜館，經營素食及流通佛具，又在二、三樓兼設佛堂及圖書館，定期聚會念佛或開講佛經，可謂九龍地區最先進的都市佛教活動。

同一時期，港島的張圓明因依止日本的權田大僧正為皈依師後，創辦了真言宗女居士林，經多年修習，獲阿闍黎資格，應該是我國真言宗史上首位女上師；另一位張蓮覺居士，早年因受喪子之痛避靜，得佛法開導，心生欣慕，決心弘法。先後創辦佛教義學及女子佛學社，後來自資創辦東蓮覺苑，廣作佛事，成為戰前市區的佛教核心。

其後，林楞真女居士繼承遺志，除了領導苑務，亦同時創辦佛教聯合會及多家道場的董事，肩負戰後本地佛教復興的重任，功德無量。

受封建思想影響，我國女性地位低微，一般只能在家幹活，鮮有論及個人權益。隨着西方文化引入，本港部分先進分子提倡男女平權，首先宣導廢除紥腳的陋習，繼而爭取廢止蓄養奴婢（童養媳），令婦孺稚女的身心都得到解放。

在廣東一帶另有部分女性決志獨身，自力生活，以梳髻為記，稱自梳女。她們以「打住家工」居多，慣將積蓄購置房屋，約同姊妹共住，以便照應。在信仰方面，她們大多歸信彌陀，但求來生歸宿，往往將住所大廳闢作佛殿，仿照寺院編制，每日定時上殿課誦。如此，金蘭姊妹亦是佛門同修。

這些靜室多依附在寺院四周，形成新界地區的佛教叢林，區內既以女性信徒為主，加上社會倡導女權，氛圍所及，佛教大德亦本着平等無別的精神，加以提倡女子學佛。

二十年代末，本港首富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欣慕佛法，歷年遊訪名山，參禮大德，深知各地弘法情況。回港後發心推動弘法事業。她發現，儘管已提倡男女平等，但社會對女性的待遇未有重大改變，包括普羅女性仍受制於舊思想和舊習慣，未懂自強。即使在信仰方面，女信徒亦只求菩薩加持，鮮有能自信以女身弘法和成就。有見及此，張蓮覺居士特別關注女子教育。

茂蕊法師（左）與永惺法師（引自《菩提路上》）

香港曾受殖民，社會普遍瀰漫西方生活氛圍，因此在戰前留港弘法僧人不多，較著名的有九龍城西鄉園浣清法師、東普陀茂峰法師、寶蓮禪寺筏可法師、大埔定慧寺增秀法師、芙蓉山融秋法師和茂蕊法師等等，而且無獨有偶，他們都是來自粵西鼎湖山一系。

由於民初仍受「廟產興學」的政策影響，許多僧人要離開所屬寺院，自理生計，這幾位青年學僧相約同到江南參學。回到廣東後，眼見情勢未見改善，為免加重寺院負擔，各自隨緣遊化，卻先後來到香港。

荃灣一帶原屬高山地區，山脈由大帽山分支過來，下達海岸，而灣內布滿沙石形成淺灘，古人稱之為「淺灣」。由於前臨珠江出口，並有三數小島屏障，自古已有船隻與省城連接交通。

民初時期，廣東政治和治安不靖，位於山野的寺院也受波及，其中在粵西的佛教重鎮，肇慶鼎湖山亦難幸免，寺院艱苦維持，許多青年學僧選擇出外雲遊，既減低寺院負擔，亦可趁機參學，增廣見聞，形成了粵僧到江南參學的風氣。

部分參學僧侶回到廣東，眼見環境未有改善，唯有另覓出路，有感香港社會安定，又毗連廣東，交通便利，於是紛紛來港，隨緣弘法。

1927年，來自鼎湖山的融秋法師輾轉來到香港，最初在大埔梅修精舍落腳，期間三次獲地藏菩薩入夢，指示尋找福地興建道場。翌年，在本港弟子的協助下購得荃灣芙蓉山麓大遍土地，草創竹林禪院。法師親身規劃，開山擘石，經歷三年才基本落成。

融秋法師有感道場硬件粗備，隨辦傳戒法會，接引信徒，特意返回廣西周華寺禮請師祖勝林老和尚來港傳戒。事後，融秋法師又謙讓勝林老和尚升坐方丈，自己則從旁輔理。到老和尚退席，又另請建良老和尚接任方丈，此後才由自己繼任第三代方丈。融秋法師，功而不居，為而不恃，如此謙卑德厚的修為實在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