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以前，太虛大師五度來港，無論是直接弘法，或是訪問參觀，他的一言一行固然是本地弟子皈敬學習的方向。他與僧俗大德的酬唱交往，也是信徒津津樂道的佳話。儘管大師留港的日子不多，但在他的強大聲譽與號召下，凡有興辦佛法事業的指示，紳商居士必定積極響應護持。因此在港也留下不少事業痕迹與文物，至今仍可懷緬。

1935年底，太虛大師最後一次來港，認識了創立不久的東普陀寺住持茂峰法師和寶蓮禪寺的年輕方丈筏可法師，彼此交換弘法意見，甚為友善。大師更即席揮筆，書寫「說法如筏喻，可登彼岸山」聯句贈予筏可和尚。現今，聯句仍懸掛在寶蓮寺齋堂筏公紀念堂內，可能是本港唯一公開展示大師真跡的墨寶，相當珍貴。與此同時，大師應邀在東普陀寺演講〈在東普陀同成了觀音菩薩〉，當時即出示一幀年前在杭州靈隱寺與蔣中正委員長的合照，並親筆簽題贈予茂峰法師（當時的文化界流行互贈個人近照作禮物），現時藏於寺內的紀念館內，可供參觀。

站在現代中國佛教史來講，太虛大師被公認為最重要的佛教領袖，他的言行對佛教界、國家社會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大師為了振興當時衰微的佛教情況四出奔波、演講弘法、培育後進，期間多次來港弘法，激勵本地信徒推動佛法事業，稱他為現代香港佛教的幕後推手，實不為過。

太虛大師生於1889年，浙江崇德人。自幼由外祖母養育，十六歲出家，法號唯心，再由師祖起名「太虛」。大師先後到寧波跟隨禪宗大德，外號八指頭陀的寄禪法師，以及到南京的祇洹精舍，跟從「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文會居士研習佛學。那個時代，正值革命情緒高漲時期，不少佛教信徒如華山法師、棲雲法師、陳靜濤、鄧爾雅等亦是倡導革命的中堅份子，大師時與他們往來談論國家大事，也激發他對改革佛教弊病的決心。後來更成立「中華佛教總會」，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的理念，卻引起保守僧侶的反對，大師有感改革困難，決意閉關自修。

1915年，中央政府公布《管理寺廟條例》，變相延續清末的「廟產興學」政策，地方政府可隨時取締寺院和沒收寺產，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寺院均受牽連，才漸漸意識到佛教內部確有改革的需要。直到1918年，太虛大師經過幾年的靜修，認為內外條件均已成熟，決定出關開展佛教改革運動，先後創辦多種佛教雜誌（如《海潮音》等）和不同系統的佛教學院（如漢藏教理院、巴利三藏院等），自己也四出參訪演說，宣揚振興佛法的理念。

志蓮淨苑的尊勝咒經幢

志蓮淨苑彌勒殿前樓梯兩邊豎立了兩座白色石柱，形狀高窄，柱身刻有經文佛像，似塔非塔，其實正式名稱叫作經幢。該石幢高約三米，柱身呈八角形，左邊一座刻有碑記：「佛頂尊勝陀羅尼者，一切如來秘密之藏，書之幢上，麾導群生，善滅三塗。唐儀鳳元年，罽賓僧佛陀波利來清涼山禮謁聖者曼殊室利，遇老翁稱彼將此經來流傳漢土，遍奉眾聖，廣利群生，拯濟幽冥，報諸佛恩。」其後刻鐫梵文尊勝陀羅尼全咒，故稱為「尊勝幢」。

青山禪院楊枝觀音拓片

公元一世紀，印度興起大乘運動，信徒藉朝禮聖蹟、建造佛像來追憶佛菩薩的功德，表達皈敬追隨的志向。由於佛陀授記觀音菩薩與娑婆世界眾生有深厚緣分，漸漸成為大乘佛教的核心代表，廣受西域、漢土和日韓信徒的崇敬，佛弟子和文人雅士也喜歡繪畫建造觀音菩薩的畫像。

觀世音菩薩是家傳戶曉的佛教人物，無論是否佛教信徒，都不會陌生。從敦煌壁畫和日本所存的唐代佛像得見，觀世音菩薩體形壯健，束有小鬚，明顯是青年男子的造型，藉此表現菩薩以青俊容貌，便捷身軀來接引眾生。後來，佛教漢化過程中滲入各種傳說和地方文化，加上觀音菩薩「隨緣示現、尋聲救苦、大慈大悲」的本願，如母親般護佑眾生。而唐代中期國力漸衰，戰亂持續百餘年，飽受苦難的民眾藉着禮拜女性形態的觀音菩薩，從而得到「回到母親懷抱」的那種安全感。

由於眾生對母性安全感有必然的依賴，就歷史觀察得知，社會艱苦不安的時候，就是觀音信仰興盛擴張的因緣。例如盂蘭或水陸法會時，孤魂爭衣搶食，觀音化身「面燃大士」維持冥界秩序；社會經濟不佳時特別流行「觀音借庫」等等，證明觀音菩薩是救苦救難，安定祥和的心靈象徵。

三十年代，中國經濟起飛，卻是戰雲密布，社會氣氛凝重。到中日戰事爆發，許多政商文理人士避居香港，部分信仰佛教的演藝者鑒於戰火摧殘生靈，特別成立三寶電影公司，專門製作以佛教為題材的電影，向中港社會宣揚祥和訊息。有感觀音菩薩「大慈大悲，救難救苦」的精神最為應機，首選為開拍題材，於是編成《觀音得道》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