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何張蓮覺居士創辦寶覺義學，雖然不是本港首間佛教義學，卻有重要意義。
在此前，她與南京的靄亭法師結識，深受其道風感召，發願弘法利生。由於張蓮覺居士受過良好教育，見識廣博，加上何東家族的關係，能掌握中港社會的發展脈搏，有感本港教育制度不足，尤其對女子教育不甚關注，於是自資創辦義學。看看寶覺校歌：
「莊嚴燦爛覺苑中，我校矯然立。
同學奮志須及時，勇猛向前進。
利己利人尚力行，慈悲博愛並。
改造社會渡人群，我輩應努力。
寶覺寶覺諸同學，求學宜勤惕。
當知國家興與亡，人人都有責。
宏宣佛法賴英才，涵養真美德。
努力愛校愛中華，富強從此奠。」
義學以「慈悲博愛」為校訓，請得靄亭法師譜撰校歌。其中題到「改造社會渡人群」以至「當知國家興與亡」都是我輩的責任，直接反映了張蓮覺辦學的理想：不特救濟眼前的貧苦兒童，更注重為社會、國家以至佛教的長遠發展而栽培英才，從根本上推動前進。事實上，寶覺學校辦學逾八十年，是本地最悠久的佛教學校，至今仍傳承這項教育理念是難能可貴的。
至於戰後的佛教教育，首推慈祥法師創辦的大光義學。
藏傳佛教傳統上，依止某上師前，會先打聽他的學問、德行，正如阿底峽尊者（982─1054）依止金洲大師前，先花十四天向其弟子請教大師的生平；接着，接近該上師去觀察，這可以包括參聽他一些顯宗教法開示；確定他是具德上師，最後才向他求學密法。
因為密法要求師徒間的誓戒很清淨，故不可胡亂建立師徒關係。萬一對方不是合資格的傳法上師，弟子修學則不會有成就，反而會產生巨大的障礙和過失。顯宗沒有這個規範，故未接受密法前，先去聽聞某上師講說顯教，問題不大，更能藉此觀察其學養。古時，雙方更須互相觀察三年，才能正式確立密宗的師徒關係──不僅弟子要觀察上師，上師也要觀察弟子是否密乘根器。（顯宗、密宗是不同教法性質的分類，不是指漢傳、藏傳佛教；藏傳佛教中包含完整的顯、密次第。）
對於一般信眾，若該上師是由公認的大德認證，或出自著名寺院、佛學院（藏傳佛教重視師承，通常都會主動介紹這些資歷），或由具信譽的道場邀請傳法，基本上比較可靠。但像筆者本人，若有可能要幫忙陌生的上師籌辦法會或翻譯，為防萬一其祖古認證文件、畢業證書、與其他高僧的合照是偽造的，還會向他所提及的大德或寺院查證，或詢問來自相同宗派、地區、佛學院的僧人。
提到藏傳佛教，很多人都會想到「轉世活佛」，並產生很多附會。
其實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乘願轉生的修行人，只是西藏發展出辨別這些轉世者的制度。藏人稱呼轉世者為「祖古」（Tulku），意為「化身」；藏語中沒有「活佛」一詞，該詞實乃漢人所創。格魯宗座法王等諸大師，均曾指出「活佛」的詞義不當。
西藏出現轉世制度，自有其歷史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轉世者被認為累積了較多的佛法習氣，有利修學及弘法利生，更需要重點培育──大家都明白轉世者即使天資聰穎，今世也必須從學習字母開始，再讀經和實修才會成就，沒有人剛生出來便是佛。
有些人誤會藏傳佛教鼓吹對上師的盲目信心，甚至瘋狂神化上師，其實不然。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廣論》、巴珠仁波切《普賢上師言教》等藏僧名著都反覆說明：依止某上師前必須先觀察其是否具格，沒有疑問方可建立師徒關係。無畏洲尊者《功德藏》云：「故若不徹查察真正師，虛耗具信之士善資糧。」「最初善於觀察師，中間善於依止師。」（筆者依藏文直譯，下同。）
藏傳佛教很重視清淨師承。格魯宗座法王、寧瑪派索達吉堪布、慈誠羅珠堪布等大德們都經常開示：信眾應先檢視上師的資格，祖古不一定是具德上師，具德上師也不全是祖古，不能光看有否祖古銜頭或名氣，也不應以外相或衣着莊嚴與否、侍從或弟子數目多少、排場或宣傳是否盛大等等來判斷。
春天萬物充滿生機，當然要來個充滿田園氣息的蔬菜來助興啦﹗這道包羅萬有，用了五色繽紛的食材——紅色的甜椒、淡紫色的淮山、嫩綠的芥蘭莖、白色的鮮百合，拼成一幅彩色的水彩畫﹗營養師亦指出不同顏色的蔬果含有不同的營養成分，食齊五種顏色，更容易攝取足夠營養，你今天吃夠顏色沒有﹖
鮮百合 一個
紫淮山 一段
腰果 一把
芥蘭莖 幾棵
珍珠筍 數條
雞油菌 數朵
白果 10粒
紅甜椒 小半個
荸薺（馬蹄） 4粒
豉油 少許
素蠔油 少許
糖 少許
麻油 少許
白果去殼去芯蒸熟；芥蘭莖切成一吋長，頭尾
凡事只要想做，會找到一個理由；不想做的話，會找到一個藉口。
在我創作的「攝影禪」作品中， 其中一只是去做張的文字是「凡事只要想做，會找到一個理由；不想做的話，會找到一個藉口」。在展覽期間帶領大眾導賞到這張作品面前時，常會看到一起來的朋友或伴侶，用手肘碰碰對方， 眼神似乎在說：「說的就是你呀！」可見不少人都會犯這個毛病，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
自己從小就沒有運動細胞，加上天生筋骨又比較硬，因此多年前剛開始學習打坐時，盤起腿來兩邊膝蓋都離開坐墊很遠，後來在澳洲一個有關「身心靈」的展覽中，買到一條用來綁着雙腿打坐的腰帶，經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努力，終於做到單盤而坐。
近年來，很多工作都要在電腦前進行，加上長期缺乏運動，肩頸腰背都出現問題，尤其去年的髖關節與膝蓋的疼痛更為嚴重，除了影響日常活動，更導致不能盤腿，要改為在椅子上打坐。期間曾經試圖做一些瑜伽拉筋運動來改善，但是因為太痛而不大想做，找到的藉口是：這是年紀漸老的必然現象。
廣東一帶，因粵北大庾嶺山脈的阻擋，氣候與文化均自成一角，形成獨特的「嶺南文化」，在這種氛圍之下，廣東佛教的儀規禮俗亦有別於江南、華北等地。
自唐宋以來，廣州與潮州因位處海路交通要道，已是嶺南地區的佛教傳播中心。不過說到具規模的戒壇，則以粵東羅浮山延祥法脈的華首臺寺和粵西鼎湖山曹洞法脈的慶雲寺為代表。可想而知，兩廣地區出家的沙彌須到其中一所戒壇受戒以圓滿僧籍，兩所戒壇自然成為培養僧材的重鎮。
清末民初時期，來自西江一帶縣市和廣西的法師均到鼎湖山參學，適值華南戰亂不休，鄉郊地區治安不靖，寺院往往成為賊匪「打主意」的對象。此外，國家的「廟產興學」政策，以法令的形式直接沒收寺院財政，也對叢林做成打擊。有見及此，不少年輕學僧紛紛往江南參學，一方面減輕對寺院的負擔，同時藉着參訪雲遊增廣閱歷，於修行亦有裨益。
其時，在鼎湖山參學供職的學僧包括茂峰、茂蕊、筏可、融秋、增秀、靈溪、遠參等十多位法師，他們結伴到江南參訪，有的到鎮江金山寺，有的到常州天寧寺，總之雲水隨緣。經過數年參訪，部分回到鼎湖，輾轉再到香港，隨緣弘法。
二十年代，筏可法師、靈溪法師、暢緣法師、精參法師及本覺法師，五位故友更不約而同來到大嶼山，開展弘法事業。
暢緣法師，原籍廣西。1926年來到東涌後山，發現在天然石洞，在此隱修，七十年代才擴充為羅漢寺。
香港開埠以來，發展為遠東商港，一直瀰漫西洋風氣，加上民國成立以後，學界吹起疑古思潮，視傳統文化為落後迷信的東西。有見及此，一群本地華商如潘達微、陳靜濤、陸蓬仙、吳子芹、盧家昌、羅嘯嗷等人，在1916年合資在港島堅道62號創辦「香港佛學講經會」，該會以研究佛學、宣揚道德為宗旨。定期邀請居士學者作通俗演講，偶之印發佛學小冊子之類，作為流通。該會規模細小，卻是本港第一間都市佛教社團，意義特殊。
1920年8月，佛學講經會首度邀請國內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到港弘法，租用北角名園遊樂場舉辦三天的公開講座，「開啟了香港未有的講佛學風氣」。當時，太虛大師宣講〈佛乘宗要〉，每晚的講座內容經筆錄整理後刊載於《華字日報》，供廣大市民、善信參閱。
「社會人士以該講座前所未有，又因報章大事宣揚，均樂於參聽，而佛弟子更感殊榮，大都踴躍赴會。」電車公司更加開特別班次，接載市民來回會場，可見這次公開講座不獨是佛教界的創舉，同時引起社會大眾對尋訪佛法的關注。此後，講經會不時邀請高僧大德來港弘法，如：寶靜法師、茂峰法師、海仁法師等，使本港社會萌生佛法風氣。
1931年7月，陳靜濤、劉德譜、鄧介石、高浩文、李公達等居士有鑒市民學佛者日有增長，決定將講經會改組為「香港佛學會」，積極推動佛教事業。該會實行會員制，大多為社會名流，諸如周壽臣爵士、銀行家簡東浦等，聲勢相當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