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筆者多次強調清淨觀對於淨化煩惱的重要，但有些朋友可能仍覺得這種見地跟自己距離很遠，而對儀軌如何觀想、持咒更有興趣。其實，觀誦之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淨除煩惱、離苦得樂，但我們可能不知不覺把手段當作目的，忘記為什麼要修法，情形就像世人把金錢誤作快樂本身。狂熱地鑽研觀想念誦，卻忽略整體密法的要求──哪怕這些要求與快樂的關係更直接，反正我們也不了解心底裏隱晦模糊的期望是什麼。

茂蕊法師（左）與永惺法師（引自《菩提路上》）

香港曾受殖民，社會普遍瀰漫西方生活氛圍，因此在戰前留港弘法僧人不多，較著名的有九龍城西鄉園浣清法師、東普陀茂峰法師、寶蓮禪寺筏可法師、大埔定慧寺增秀法師、芙蓉山融秋法師和茂蕊法師等等，而且無獨有偶，他們都是來自粵西鼎湖山一系。

由於民初仍受「廟產興學」的政策影響，許多僧人要離開所屬寺院，自理生計，這幾位青年學僧相約同到江南參學。回到廣東後，眼見情勢未見改善，為免加重寺院負擔，各自隨緣遊化，卻先後來到香港。

雖說發心為利益眾生而修持，功德更大，更能有效除障增福，然而世間本質無常（不圓滿、不完美），根本沒人可以毫無障礙、事事順遂。即使是圓滿正覺的佛陀，以肉身示現於世，仍然發生「九種惱事」：

荃灣一帶原屬高山地區，山脈由大帽山分支過來，下達海岸，而灣內布滿沙石形成淺灘，古人稱之為「淺灣」。由於前臨珠江出口，並有三數小島屏障，自古已有船隻與省城連接交通。

民初時期，廣東政治和治安不靖，位於山野的寺院也受波及，其中在粵西的佛教重鎮，肇慶鼎湖山亦難幸免，寺院艱苦維持，許多青年學僧選擇出外雲遊，既減低寺院負擔，亦可趁機參學，增廣見聞，形成了粵僧到江南參學的風氣。

部分參學僧侶回到廣東，眼見環境未有改善，唯有另覓出路，有感香港社會安定，又毗連廣東，交通便利，於是紛紛來港，隨緣弘法。

1927年，來自鼎湖山的融秋法師輾轉來到香港，最初在大埔梅修精舍落腳，期間三次獲地藏菩薩入夢，指示尋找福地興建道場。翌年，在本港弟子的協助下購得荃灣芙蓉山麓大遍土地，草創竹林禪院。法師親身規劃，開山擘石，經歷三年才基本落成。

融秋法師有感道場硬件粗備，隨辦傳戒法會，接引信徒，特意返回廣西周華寺禮請師祖勝林老和尚來港傳戒。事後，融秋法師又謙讓勝林老和尚升坐方丈，自己則從旁輔理。到老和尚退席，又另請建良老和尚接任方丈，此後才由自己繼任第三代方丈。融秋法師，功而不居，為而不恃，如此謙卑德厚的修為實在難能可貴的。

筆者反覆強調修持密法是為培養清淨觀，而非外求神力、滿足一己欲望；又經常宣講修習密宗應具備顯宗學養，或許有人會認為是在唱高調，說得好聽，但對現實生活問題毫無幫助……

其實，不同教法都有提及，要做到某些條件，才能發揮某一法門的功效。總體而言，修持密法乃至任何法門，行者須先發起出離心、菩提心，才能獲得比較理想的效果。換言之，不計較現世個人利益，而為饒益一切眾生，才能修得較大功德。

許多上師都一再開示這道理：修法只想着自己，則只有一個人的功德；若心繫眾生而修，功德便等同眾生數量般廣大。為了世間利益而修，所修功德招感世間福報後隨即枯竭；若回向一切眾生共成菩提，則眾生未全部成佛前，功德永不耗盡。

「一百年前無此人，扶持正法在維新， 
　得失襟懷忘我相，開顯權實有南針。 
　講說因緣為綱領，商量文字更篤真， 
　識見辯才超前輩，法華王號獨出羣。 
　諸有所作為一事，以佛知見度眾生， 
　世緣已盡歸解脫，燒出蓮花舍利身。」

在上個世紀，因世局發展，本地匯聚多位名僧。當中有四位法師，同出肇慶鼎湖山，先後來港弘法，同時譽滿教界，功德稱王，分別是慈悲王茂峰法師、福報王筏可法師、楞嚴王海仁法師及法華王遠參法師。而今年是遠公往生五十周年，正好由這首〈舍利奉安偈頌〉開頭來個紀念。

遠參法師生於1873年，是廣東吳川人，俗名高天賜。因年幼喪父，兄長又各在外謀生，五歲時由齋公推介入寺院當老和尚的隨童，雖然最終被兄長接回，但佛緣已種，年輕時自願出家，法號淳久。十八歲成年，即到鼎湖山受戒，再轉到粵東的羅浮山參學，巧遇定佛尼師資助同往九華山朝聖，從此改變一生。

話說法師到達九華山時被盜賊騙去行李，身無分文，幸得某寺住持收留供給。後來寺院發生官司，住持急須到上海請示師尊月霞法師，就攜同遠公前往以便接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