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玄奘大師從天竺回國，致力翻譯佛經及宣揚唯識教義。可惜遇上武宗滅佛，唯識宗一蹶不振。直至清末，楊仁山居士重新發揚才得以復興。

唯識學是大乘佛學的精髓，經文深澀難明，一般信眾難以研習，因此大德學者經常演講和編註相關經論。當中，不得不介紹佛瑩法師所編的《八識規矩頌註解》。

佛瑩法師（1912-1970），俗姓梁，父親與國父一同習醫，曾任軍校醫官，母親亦為著名西醫，因受父母薰陶，法師於幼年已立志從醫，先後在香港和廣州受學，並於廣州光華醫學院全科畢業，歷任兒科、婦產科主任醫師。因偶然閱讀《華嚴經》而有所領悟，毅然出家為尼，精誠修持，深獲虛雲老和尚器重，更傳授三派法脈，稀有殊勝。1949年，受內戰影響來港，在老圍築建靜室，取名「幻跡山林」，隨緣接眾。

1953年，因講授《楞嚴經》時，有某尼師不懂五官構造，妄加指責。佛瑩法師有感世俗大眾對人體機理尚無認識，對唯識「根塵識」之學說，更難理解。於是引發註解《八識規矩頌》的念頭。

戰後的社會，百廢待舉，亟須建設。加上國內政局動盪，北省難民湧入香港，人心惶恐之際，精神文教的建設，尤為急切。是以一群來自國內的學者，基於復興中華文化的使命，先後創辦新亞書院等大專院校。他們視佛學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不時開設佛學課程，間接地培育佛教人才，促進佛學研究。

1962年，本港的羅時憲教授、劉銳之上師等組成三輪佛學社，開辦「佛學星期班」，以民間講課形式，弘播佛教，影響深遠。翌年，佛學班同學結業，有志深造。於是，羅教授等與經緯書院的陳湛銓校長促成開辦佛學系，向台北教育部註冊立案，是本港至今唯一的大學本科佛學課程。

師資方面，由羅時憲任系主任，另聘梁隱盦校長、篆刻家馮康侯、劉銳之上師、黃繩曾上師等分任教授，陣容鼎盛；此外，又請得明慧法師和敏智法師任教授（明慧法師是寶蓮寺當家師，戰前已任教嶼山佛學院，學問淵博。自任教授以來，每周下山授課，不辭勞苦，由此啟發在市區創辦明珠佛學社；敏智法師，早歲追隨太虛大師，教學經驗極為豐富，先後辦內明佛學院、《內明》雜誌等），並獲教育部認可，可謂社會之創舉。

今年是倓虛老法師圓寂五十周年紀念，各道場也辦了各色各樣的活動，以紀念這位教界耆宿。

對許多年輕信眾來說，倓虛老法師盛名時有聽聞，但認識卻相當有限，包括筆者在內。年前，因研究本地佛教的原故，四出搜尋資料，漸漸掌握倓公的生平事蹟，對他日趨景仰。

所謂學無前後，倓公雖然中年出家，卻肩擔着振興宗門的重任，先後在華中及東北地區復興寺院二十多所，創辦僧校十三間，又親身授課，培養僧材，成就了不朽的弘法事業。晚年受戰事影響，移居香港。其時國內政局風雲色變，宗教前景未明，而香港位處東亞樞紐，且政治地位特殊，毅然留港承辦華南學佛院，為他日回國弘法，儲備人材。在動盪的時代，此舉可謂別有意義。

六十年代以前，香港社會福利尚未完善，尤其是公眾用水方面，只靠水塘收集雨水應付日用需要。倘若遇上乾旱無雨的情況，民生大受影響。

1962年9月1日，颱風「溫黛」正面襲港後，九個月內再無降雨紀錄，各區溪澗山坑水源枯竭，水塘的儲水也漸乾涸。翌年初春，新界農田因乾旱龜裂，無法墾殖。其時，道慈佛社有感事態嚴重，不但影響農產作業，亦有損市民健康，於是自1963年3月8日起，啟建七天誦經法會，又呼籲市民茹素，藉此功德祈求上蒼普降甘霖，解救苦厄。消息甫出，本港150個佛教團體支持響應，自發參與誦經茹素的善信多達五十萬人。在法會圓滿之日，適值觀音菩薩誕期，道慈佛社更舉辦海陸放生法會，即場從避風塘購買逾千斤海產，送到昂船洲海面放生。之後轉往沙田水塘，施放鵪鶉、麻雀及猴子，藉此呼籲市民戒殺護生。

但乾旱天氣持續，水荒更為嚴峻，政府實施限時供水，每隔四天才供水四小時。由於時值夏季，市民缺乏用水，勢必引發疾疫危機，在無計可施之下，各大宗教紛紛舉辦祈雨活動，儘管未必馬上見效，起碼能安撫民心。於是，本港紳商啟請香港佛教聯合會統籌大型的祈雨法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