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個特別的地方，自古以來都是移民城市。每當內地發生戰亂動盪，香港就成 為內陸居民的避難所。

二戰之後，國內爆發內戰，工商賢達、文人雅士，以至僧尼道俗都設法來港。尤其在 1948 年至 1950 年之間，來港僧人不下二千人。他們有的來港定居，有的以香港為跳板，轉至海外；亦有短暫停留，觀望局勢再決定行止。無論如何，他們對五十年代以來的本地以至亞太地區的佛教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1949 年有位度輪法師，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來港，展開了不平凡的弘法事業。

度輪法師，祖籍吉林。11 歲有感生死無常而立志修行，19 歲遇母喪而剃度，志切禪修，發十八願度眾生，深得虛雲老和尚器重，特傳溈仰宗法嗣，法號宣化。

1949 年底，法師來到香港，身無長物，得一居士引領到荃灣山上的觀音洞暫息。法師在洞內隱修達兩年，本欲開闢道場，惜因人事關係而未能成事，剛好有善信邀請至港島講經，於是離開荃灣。

醮，原是古代婚禮、冠禮（成人）的一種儀式。後來引伸為僧道設壇供聖超幽的大型法會。

古代經常發生戰亂，加上風雨寒暑，生命財產相當脆弱。為求心靈安慰，鄉族會定期舉辦醮會，延請僧尼道士主持法會，一方面酬謝菩薩庇佑，更祈未來安泰；同時超薦先靈，早日超升，消解怨結。

在香港舉行的醮會可分三類：有新界鄉族按既定年期舉行的酬恩例醮；有每年各種神誕或節慶舉辦的醮會；亦有因突發災難而舉行的超幽醮會。

話說1841年，英人佔領港島，選定中環作為政治和經濟的中心，銳意發展成遠東商埠。由於華洋隔膜，將華人移至上環一帶生活，漸漸成為華人生活圈。當時，國內動盪，外省同胞隻身來港謀生，日間在碼頭從事苦力工作，晚間則在太平山街一帶民房租住床位，生活極為艱苦。

華工們離鄉背井，人地生疏，遇有患病或意外，自然缺乏照料，加上生活條件極為惡劣，衛生意識薄弱，也容易染病而往生。當時的社會欠缺福利，華工的生活條件差勁，僅靠華人自組同鄉會、工會和福利單位，互相照應。有感客死移鄉的華工景況淒慘，除由社團義助殮葬外，華工之間亦多集資舉行超度法事，久而久之，僧尼道長在此承接功德，使中環士丹頓街至太平山街漸漸成為佛社道堂的集中地，高峰時期更多達三、四十家，相當興旺。不過，法會多為超薦個別人士，規模細小，遇到社會性的災難才會舉辦大型醮會。

塔，原指古印度佛教以土石堆起錐形建築物以埋葬高僧或存藏聖物的方法，舊譯窣堵坡或浮屠。

相傳，給孤獨長者曾向佛陀求取髮絲和指甲，於是建塔供奉，是最早的佛塔。到佛陀入滅後，印度八國國王分取遺骨舍利回國各自建塔供奉，換言之，塔其實是紀念聖者的墓地。後來，亦發展出供奉經咒聖物、閉關修持，或純功德性質的塔，種類多元。

原始的佛教沒有佛像相片，弟子憶念佛陀就只到聖地朝禮佛塔，由於佛塔藏有佛舍利，見塔如見佛，將塔直接叫佛陀，到翻譯為華文時，因未創造「佛陀」兩字，才直接譯成浮屠。

早期的佛塔，多以碎石泥土堆疊而成，一般只有十尺八尺高，因用料簡單，手工粗糙，遇有風雨就很容易倒塌。所以，能造到七級的浮屠，功德當然不簡單。若資源較豐富的，多以石磚修建，結構相對穩固，便於構建較高大的建築物，諸如印度鹿野苑的高身佛塔，經歷兩千多年仍保存完好。

當阿育王統一印度，全國信奉佛教，大量建寺造塔，建塔更為講究。塔以實心為主，外形分為塔基、塔身、相輪、塔剎（頂）四部分，這是塔的基本結構。

早期的真言宗居士林

近年，唐密傳承在中港台地區頗有重興之像，惟歷史原由與日華文化差異，一般信徒較難接觸，對東密所知甚少。

早在唐明皇年代，印度密教宗師善無畏東來長安，設壇傳授密法，可惜受唐武宗滅佛影響，整套密法失傳。可幸之前有日本留學僧空海學成密法，回國後在高野山創立真言宗總本山，發揚密教，一直流傳至今。

二十世紀初，真言宗大宗師權田雷斧大僧正感念密法由中土以來，飲水思源，發願「如中華人懇志東來求法，吾將反哺之。」遂於1924年應中國弟子邀請到廣東傳法，但基於顯密文化差異，引成軒然大波，只嘆大陸地區緣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