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因教理與本土文化的差異，引發種種疑問，諸如剃髮出家不孝、僧侶敬佛不敬王等事例，經常受到儒家道教的挑戰問難。魏晉年代流行玄學清談，往往借道學曲解佛典，歷代祖師為了維護正法，不時加以駁斥，其中以梁朝僧祐律師編錄的《弘明集》最為重要。

到了唐代，道宣律師再收錄自梁朝以來，祖師們應對佛道爭論的文獻，共296篇，因涉及的範圍與內容比前人更為廣泛，故稱《廣弘明集》。

可以說，兩本巨著是祖師與外道論諍後的紀錄，以釐清國人對佛教的誤解，顯映佛學真理，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佔有重要地位。

事隔千餘年，佛教內部再發生一場義理爭論，事源於1966年，著名美籍佛學家張澄基教授在美國主持《什麼是佛法》的演講，事後由沈家楨居士結集成書。到1975年，《內明》雜誌的編務沈九成居士看到書中某一段提到「佛法的愛是無限的」，深覺「愛」字在佛教與貪慾掛勾，是一切煩惱的根源，認為語意有欠準確，應以「慈悲」取代，特專函提請張教授修正。

由於張澄基教授遠在美國，沈九成居士特意寫信給沈家楨居士代表轉達意見。但張教授則認為，當時為遷就美國聽眾水平，並考慮到「愛」字在現代社會的正面意義與普及性，加上佛法非全然否定「愛」，亦贊同有慈愛、博愛、愛心等無私的情操，所以從俗維持使用「愛」字。

本欄目一直在談依止上師，「依止」（藏文ten pa）即尊奉其為師父，跟隨其修學。這與「皈依」（藏文kyab dro）的意思不完全相同。「依止上師」是拜師學法，但修持皈依時所說的「皈依上師」，並非只拜某一位仁波切為師，而是發願依靠一切上師──可以是以自己根本上師為主的所有上師。

許多漢人都誤會「皈依」是歸伏某一僧人，經常把皈依三寶說成「皈依某某法師」；藏傳信徒尤甚，因為密宗強調上師的恩德，三皈之外另加「皈依上師」。事實上，漢傳、藏傳佛教均無單獨皈依某人的傳統。在精簡皈依文中，我們只念「皈依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較詳細的皈依文則念「皈依至尊根本及傳承諸具德上師聖眾，皈依諸正等覺佛世尊，皈依諸正法，皈依諸聖僧眾」。凡此「諸」、「眾」等詞，均顯示皈依對象不僅一個。

主持皈依儀式的上師，是引介及見證我們皈依三寶的人，固然他也成為了我們的上師，但我們並非皈依他一人，而是皈依整體三寶。很多漢人覺得只有皈依師才是自己的師父，其他曾為自己說法、授戒、灌頂口傳的上師都不算師父。然而，藏傳佛教的真正觀念是：曾賜予任何法恩者，皆是自己的上師。其中傳授灌頂者（灌頂前行中已包括皈依），被認為比單單傳授皈依者更重要。

搜集佛教歷史資料時，經常就佛曆的問題引起各種疑問，發現世界各地對佛曆的記載有所不同。就香港而言，普遍對佛曆紀年的方法也有誤解。舉例說，今年是佛曆2560年，很多信徒都以為是「佛陀誕生2560」，其實，不論以何種方法計算佛曆，都是以佛滅（涅槃）那年為起點，稱之為「佛滅紀年法」。

古代的印度對於歷史並不重視，遇有重要事情亦慣以口耳傳授，強為記憶，時間一久，錯傳漏記自是無可避免，漸漸造成對時間和數字的概念較為模糊。（例如佛經裏的「五百世」、「八萬四千」、「九十九億」及「恆河沙數」等字眼，其實都不是確實的數字，而是古印度慣常的誇張形容詞，以表達無窮無盡的意思。）

說白一點，佛教的四次結集大會，正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由於古印度沒有紀年方法，當時就以「佛滅」年份為基礎紀錄往後的發展，彌補不足，例如第一次結集就在「佛滅後四個月」舉行、「佛滅一百年，僧團分裂為部派佛教」、「佛滅五百年，龍樹菩薩出」等等。各地佛教受這種習慣影響，成為日後以佛滅時間紀年的原因。

隨着佛教傳遍世界，各地對佛滅年份的傳說多達七十多種，理據離不開：佛經文獻的推測或對傳說的信仰習慣這兩大原因。

藏傳佛教很強調敬師，在未依止前可以觀察他有否問題，確定沒問題、依止之後，則不應再想他的過失，否則將不利自己的修行。

這一方面是因為上師對我們有教授佛法的大恩，尤其是密法必須上師傳授方可修習，故上師是自己的一切功德與成就之源。恭敬承事這巨大恩田，自然獲福無量；不敬則會障礙叢生。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通過對上師的虔誠、恭敬，放下我愛、我慢，打開自己的心。若能恭敬上師猶如最崇高的佛陀，我們的心便能處於最開放的狀態，加持便能輕易地在心中生起──真正的「加持」，不是指外來的加被，而是內心的轉化。佛陀開示：「自己就是自己的依怙。」對外在上師的虔敬，最終能讓我們洞見內在上師──自心本具的覺性。

密宗典籍記載：「上師加持大或小，不關乎上師本身有多大功德，而在於自己。」又說：「視師如佛，自己將能獲得佛的加持……視師為凡夫，自己只能獲得凡夫的『加持』。」溫薩巴大師也有言︰「開悟之大小，視乎自己信心的大小；故對於作為一切成就之源的具恩上師，只要想他的功德，不要想他的過失。」

1931年，何張蓮覺居士創辦寶覺義學，雖然不是本港首間佛教義學，卻有重要意義。

在此前，她與南京的靄亭法師結識，深受其道風感召，發願弘法利生。由於張蓮覺居士受過良好教育，見識廣博，加上何東家族的關係，能掌握中港社會的發展脈搏，有感本港教育制度不足，尤其對女子教育不甚關注，於是自資創辦義學。看看寶覺校歌：

「莊嚴燦爛覺苑中，我校矯然立。 
　同學奮志須及時，勇猛向前進。 
　利己利人尚力行，慈悲博愛並。 
　改造社會渡人群，我輩應努力。 
　寶覺寶覺諸同學，求學宜勤惕。 
　當知國家興與亡，人人都有責。 
　宏宣佛法賴英才，涵養真美德。 
　努力愛校愛中華，富強從此奠。」

義學以「慈悲博愛」為校訓，請得靄亭法師譜撰校歌。其中題到「改造社會渡人群」以至「當知國家興與亡」都是我輩的責任，直接反映了張蓮覺辦學的理想：不特救濟眼前的貧苦兒童，更注重為社會、國家以至佛教的長遠發展而栽培英才，從根本上推動前進。事實上，寶覺學校辦學逾八十年，是本地最悠久的佛教學校，至今仍傳承這項教育理念是難能可貴的。

至於戰後的佛教教育，首推慈祥法師創辦的大光義學。

藏傳佛教傳統上，依止某上師前，會先打聽他的學問、德行，正如阿底峽尊者（982─1054）依止金洲大師前，先花十四天向其弟子請教大師的生平；接着，接近該上師去觀察，這可以包括參聽他一些顯宗教法開示；確定他是具德上師，最後才向他求學密法。

因為密法要求師徒間的誓戒很清淨，故不可胡亂建立師徒關係。萬一對方不是合資格的傳法上師，弟子修學則不會有成就，反而會產生巨大的障礙和過失。顯宗沒有這個規範，故未接受密法前，先去聽聞某上師講說顯教，問題不大，更能藉此觀察其學養。古時，雙方更須互相觀察三年，才能正式確立密宗的師徒關係──不僅弟子要觀察上師，上師也要觀察弟子是否密乘根器。（顯宗、密宗是不同教法性質的分類，不是指漢傳、藏傳佛教；藏傳佛教中包含完整的顯、密次第。）

對於一般信眾，若該上師是由公認的大德認證，或出自著名寺院、佛學院（藏傳佛教重視師承，通常都會主動介紹這些資歷），或由具信譽的道場邀請傳法，基本上比較可靠。但像筆者本人，若有可能要幫忙陌生的上師籌辦法會或翻譯，為防萬一其祖古認證文件、畢業證書、與其他高僧的合照是偽造的，還會向他所提及的大德或寺院查證，或詢問來自相同宗派、地區、佛學院的僧人。

提到藏傳佛教，很多人都會想到「轉世活佛」，並產生很多附會。

其實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乘願轉生的修行人，只是西藏發展出辨別這些轉世者的制度。藏人稱呼轉世者為「祖古」（Tulku），意為「化身」；藏語中沒有「活佛」一詞，該詞實乃漢人所創。格魯宗座法王等諸大師，均曾指出「活佛」的詞義不當。

西藏出現轉世制度，自有其歷史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轉世者被認為累積了較多的佛法習氣，有利修學及弘法利生，更需要重點培育──大家都明白轉世者即使天資聰穎，今世也必須從學習字母開始，再讀經和實修才會成就，沒有人剛生出來便是佛。

有些人誤會藏傳佛教鼓吹對上師的盲目信心，甚至瘋狂神化上師，其實不然。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廣論》、巴珠仁波切《普賢上師言教》等藏僧名著都反覆說明：依止某上師前必須先觀察其是否具格，沒有疑問方可建立師徒關係。無畏洲尊者《功德藏》云：「故若不徹查察真正師，虛耗具信之士善資糧。」「最初善於觀察師，中間善於依止師。」（筆者依藏文直譯，下同。）

藏傳佛教很重視清淨師承。格魯宗座法王、寧瑪派索達吉堪布、慈誠羅珠堪布等大德們都經常開示：信眾應先檢視上師的資格，祖古不一定是具德上師，具德上師也不全是祖古，不能光看有否祖古銜頭或名氣，也不應以外相或衣着莊嚴與否、侍從或弟子數目多少、排場或宣傳是否盛大等等來判斷。